2004关注中国的产业整合螺线管

2004，关注中国的产业整合

   --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博士谈如何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BR>    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博士认为：中国经济不能继续沉浸在自身的体制改革圈中打太极拳了，市场改造的成功只是全球经济的入场券，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和本土产业价值链的整合，将是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真正立足于全球经济的基本保障。<BR>    今天，中国的产业地图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重组：建立在价值链基础上的产业整合已经全面展开，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全球公司和中国民营企业群体业已正面竞争，构成了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产业整合的三大主流。不能清楚地认知这一事实，我们就无从把握当下中国经济剧烈的变局和未来的走向。企业并购已经不单纯是基于改制的国企重组途径，也不仅仅是民营企业低成本扩张的手段，更不是局限于外资快速进入中国市场的捷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博士认为，今日企业并购是基于产业价值链的改造和整合，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构筑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是全球资本资源配置在中国的延伸，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主流市场的强劲破土。可见关注中国的产业整合，因势利导构造本土产业价值链与骨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把握了中国经济的未来。<BR>    王巍通过对西方并购历史的分析，提出上个世纪初期长达50年的合并同类产品的横向并购浪潮和整合上下游产品的纵向并购浪潮基本上奠定了美国市场体系的基础框架，使得表面上充分自由的企业竞争不得不在效率和规模的约束下依附在相关的产业价值链上。在市场利润和创新激励的引导下，社会有效资源和产业发展动力不断转移和提升，从基础设施、电子产业、信息处理、金融结构到生物制药、健康医疗、全球物流等高端服务业。同样，政府的管制政策和公司治理规则也沿着产业整合的逻辑徐徐展开，保证经济内生动力的合理有序释放。他认为中国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解除了政府束缚，长期压抑下的企业竞争活力正在奔腾而出。在几乎所有的产业，市场因素的勃勃生机与政府管制功能都在紧张博弈中争夺各自的生存空间，而全球公司的兵临城下更加剧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紧张和躁动。为此，王巍提出在2004年，必须高度关注以下一些产业整合的基本动向。<BR>    第一，民营企业的高调出击。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众多耳熟能详的民营巨头活跃在钢铁业、铜铝业、煤矿、公路、电网、油气加工、金融等过去曾是政府严格管制的命脉产业，动辄投入几十亿资金或锁定几个城市。宁波大桥财团、振兴东北签约基金等上百亿的资本形成更是体现了民企集团协同作战的整合能力。在国民经济底层长期打熬成长的中小企业群体正在充满信心地提升自己的战场，但他们是否真正掌握了更为高端的观念、资本和管理的工具？扎猛子的功夫能否在高台跳水中获胜？在与习惯于垄断特权的国民经济骨干企业或关键领域正面竞争的时候，民营企业将面临何种市场之外的特殊考验？更多的民营新一代领袖执掌门庭，未经世故而锐气十足，他们是否具有与父辈相应的政治智慧和商道素质？主流社会是否会给予民营企业处于幼年时代的宽容？当民企掌门人激情地主张做中国的“产业整合者”时，我们的政府是否给予同样积极的回应？<BR>    第二，中央国企的重组动员。2003年11月国资委的重组并购高峰会隆重地宣告中央国企面向市场的决心，尽管在产权制度、定价基础、交易方式等关键因素上尚未有可以操作的模式。在多年“抓大放小”的政策下，中央国企已成为并购重组的最后阵地。四大银行的上市、电信业的分拆、航空业的重组、油气资源的全球并购等等似乎成为中国核心产业整合的重头戏，也是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撑点。一个潜在的逻辑悖论正在现实中展开，政府只能用强制的重组来逐步消除这些产业抵御改革和开放的垄断特权，而几十年政府主导的重组历史表明，重组的强制往往会导致同样的特权隐患。中央企业的重组并购应当广泛吸收民间智慧，程序公开化，交易市场化，允许各界品头论足，这将是一个良好的起点。<BR>    第三，地方政府的“回归本位”。与中央国企的踌躇满志相反，似乎地方政府更是急于退出市场回归本位。在“求所在不求所有”和“靓女先嫁”这样似是而非的口号下，近年来，一股低价甩卖国企的浪潮正在急剧地形成。国资委酝酿重组之时正所谓日已落而月未升之际，国资的管理功能悬空或被实际控制人取代，资产交易市场在各地纷纷涌现，各自为战。客观地说，作为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产物，我们毕竟有了一个配套齐全的国民或地方的产业体系，即便只是一个初级的产业价值链。但在无序的交易市场上，国企大面积、整建制地被转让有可能破坏产业链的完整与延续。应当指出，政府退出市场操作并不是退出市场管理，竭泽而渔地出卖资产只能导致本土的产业体系武功自废。处理国退民进和保障产业体系完整是一个需要政治艺术、产业经验和资本财技互相制衡的操作问题，应当需要吸纳各界的参与，而不是独断专行。<BR>    第四，外资的攻城掠地。开放似乎远比改革更为有效地解决地方和部门的需求。近年来，吸收外资基本上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至高的或者重要的指标。君不见各地官员纷纷出洋引资，随意割让资产，不惜封杀地方民营企业的参与机会。在许多地方政府规定的貌似平等的用资本规模和产业经验堆砌起来的高门槛上，国退民进的政策自然变成了国退洋进的现实。在许多兵家必争的关键产业，如金融、能源，通信、流通、传媒等，若干政府部门常常单方面毁约，清理门户将本土民营企业赶出去，然后恭请国外资本入股或控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获得全世界甚至西方主流的尊重，推动这个经济奇迹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特别是在长期压抑下艰难破土而出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同样应当获得高度尊重。中国的本土产业整合和在全球经济中的潜在竞争力只能依靠本土的中央国企和无数中小民营企业集团联合培育产生，在与全球公司竞争中壮大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的“非典”已经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在给予外资优惠长达20年后，我们应当给予中国的企业以更大的机会和更好的待遇，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的。国家经济安全的要义也正在于此。<BR>    中国经济的全部资产不仅仅是国有资产，还包括私人资产、股份制资产以及合法经营的外资资产。他认为政府的责任应当是保护所有的社会资产，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同样，私人资产也不能被任意剥夺。但什么叫流失？交易双方永远是有得有失，一方的失常常是另一方的得。如果资源要素在流动中得到了更有效益的配置，对于整个社会就是财富的增加，即便对于其中一方是流失。这样就应当从产业有效整合的立场上评价交易，而不是按历史账本或企业性质上评价交易，不必将经济交易道德化，更不能将国资委管理国有资产的“家规”代替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国法”。<BR>    检点每年的展望，从2002年对“并购元年”的期待，到2003年对“并购运动与规则”的批评，业界终于看到了2004年并购整合产业的曙光。我们希冀中央国企“先踞要津”，放纵无数民企“白鹿青崖间”，一任天下各路好汉重组并购“嘈嘈切切错杂弹”，坐待八方豪杰产业整合“大珠小珠落玉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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